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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中国的国家体制的确以服务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，官民交流的理性因素更多，遇到实际问题开展政策调整的愿望和能力都比较强。一些国家的体制鼓励极端政治游戏，以及官民之间并不实事求是的互动，使得政治党争化、民粹化，决策的客观效果大受影响。第三，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，在我们专注于发展、不主动挑事的情况下，任何力量如果冲击我们的核心利益，都意味着要付出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。外部有这种野心的极端力量很难得到国家和人民的长期支持，对他们的挑战需要重视，但不足为惧。

家电院测试计量技术研究所鲁建国表示：“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外包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。今后家电经营主要拼的是售后服务，特别是服务质量。家用电器是需要现场安装的产品，安装过程也是质量控制的一部分，这部分如不受控则质量将难以保证。企业将服务外包会有安全隐患，一旦出现安全事故，会危及人身安全，让消费者和企业遭受损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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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债收益率可以分为两个成分：政策利率预期和期限溢价，而期限溢价与两个因素有关：经济进展和美联储反应的不确定性、国债的供需因素。期限溢价的低迷导致了长期利率较低。关于政策利率预期的问题是，市场是否预期经济放缓，以至于美联储需要转而降息？欧洲美元期货市场有助于理解市场预期。事实上，市场正在预计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直到2020年，并没有迹象表明会在中期转向降息。

“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深圳起示范作用，是不是在2030年就实现？”曹文炼说。从单项标兵到全能榜样一般而言，治理体系包含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，上述《意见》也恰好分为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民主法治环境、现代城市文明、民生发展格局、美丽中国典范五大方面，给深圳提出了几大战略定位：高质量发展高地、法治城市示范、城市文明典范、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。

在“堵偏门”，即对不规范、有潜在风险隐患（通道业务、监管套利、资金空转、高杠杆等）的非信贷融资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，也要“开正门”。对那些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、规范合理的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等予以鼓励和支持，促其平稳增长，与银行信贷融资一起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作用。